李尧发来的邮件“主题”一栏赫然写“关于你的《哈尔滨档案》的翻译。”我看了大吃一惊。这封邮件于2007年6月到达。那时候，我正在墨尔本，搞一个关于“人种学”的课题。对于我，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而不得不苦干两个星期。那天，我还看了一部让人心酸的俄罗斯电影，颇有点身心俱疲的感觉。晚上回到住处，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马上躺下睡觉。可我还是先打开电脑，看看有没有和明天的工作有关的邮件。我迅速浏览着，目光被这封署名李尧，显然来自中国的邮件所吸引。我立刻打开。
礼节性的问候过后，“现在我正在翻译你的《哈尔滨档案》”这句话映入我的眼帘。
此话怎讲？他在翻译我的书？谁允许他翻译了？我立刻睡意全无。他甚至说，打算年底翻译完此书，争取在中国早日出版。这个人是谁呀？他怎么敢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就擅自做主，“翻译出版”我的著作！几年前我在哈尔滨参加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并且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那以后，我收到过好几封邮件，都表示想“迅速”翻译我的著作。我对这种事情很警惕。我认为，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翻得不好，还不如不翻。
不过，这封邮件不同。这个神秘的李尧，不但信写得礼貌而且十分流畅，还提到他是澳大利亚当代作家尼古拉斯·周思的朋友和译者。我认识周思，前不久我们还见过面。信的最后，李尧说希望在澳大利亚见到我，讨论一下翻译、出版这本书的具体细节，包括版权。我意识到，他已经考虑并且充分尊重了我的“知识产权”。但是，什么时候能和他见面还不得而知。
平静下来之后，我又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邮件，注意到刚才忽略了的一句话：“这本书是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夫人两年前推荐给我的。可是我的工作非常忙，一直拖到现在才着手翻译。”
我渐渐想起这段往事。整整两年前，我到北京看望艾伦·托玛斯大使。他是我原来做外交官时的同事。大使夫人萨利·波斯维克对《哈尔滨档案》的出版表示祝贺之后，再三说，中国读者可能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她还告诉我，有个中国教授专门翻译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已经翻译出版了十几位澳大利亚著名作家的文学、文化、历史专著。她提到好多作家的名字，不过我只记得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托玛斯·肯尼里，还有尼古拉斯·周思。萨利·波斯维克说，过几天大使和她将在大使官邸宴请托玛斯?肯尼里，李尧教授也应邀出席，问我愿不愿意把《哈尔滨档案》转交给他？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哈尔滨档案》就是我的在哈尔滨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家族的故事。
离开北京之前，我给萨利?波斯维克留下一本《哈尔滨档案》，我甚至在扉页上写下送给这位教授的字样。可是回到悉尼之后，一直忙于工作，就把这件事情忘到脑后。
我在这天早些时候收到的一封邮件里得到了李尧何时来访的答案。信正是他提到的尼古拉斯·周思写来的。尼克是作家、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末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任文化参赞，现在也仍然为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努力工作。李尧给他发邮件，问他认不认识我，有没有我的联系方式，因为他正在翻译我的书，更因为，他将在七、八月间访问澳大利亚的4座城市、6所大学，他想在悉尼访问期间见我一面。
我真的激动了！立刻给李尧回信，告诉他，来信收到，知道他在翻译我的书非常高兴。随后的两个月里，李尧鼓励我再补写一章，把《哈尔滨档案》英文版出版后发生的，我一直想告诉读者的事情写出来。他还建议我在中文版里再增加一些上世纪30年代俄罗斯犹太人在哈尔滨生活的照片。他说中国读者一定很感兴趣。
离李尧访问澳大利亚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发邮件邀请他见面后到我家吃饭，告诉他，我的父母都能说流利的中文。李尧接受了我的邀请，还说要给我父亲带一瓶东北烈酒。因为他知道我的父亲来自寒冷的中国东北，一定深深地怀念那个遥远的地方。
和李尧的见面令人难忘。他刚过60，目睹了半个世纪间中国的风云变幻，是一位真正的国际型文化人。我们的谈话天马行空，从翻译的艰难到出版的快乐，从风景秀丽的澳大利亚到我们共同的根——中国。我的丈夫安德鲁的父母都是波兰犹太人，他们由于获得日本外交官杉原颁发的签证才辗转来到中国上海，逃过法西斯大屠杀。和他们同时逃到上海，幸免遇难的波兰犹太人还有1200名。安德鲁在网上制作了一个节目《芳白路的七分枝圣烛台》 ，讲述的就是犹太人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李尧对这个节目极感兴趣。
我的父母到来之后，谈话变成中文。他们给李尧讲了许多当年在中国生活的故事。没有什么比看到我的父母说中文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他们是上世纪40年代末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研究系读书时学的中文。每逢看到他们说中文，我就特别后悔，自己在有条件学习中文的时候，没有学习。我的父母和李尧有许多共同点。他们3个人都以语言为工具。我的父母是中文和俄文翻译，尤以理工科见长；李尧把英、美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翻译成中文。他也出生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我的许多亲戚曾经在内蒙古海拉尔生活）。他们都喜欢吃辛辣、油腻的食物。
追忆往事的快乐在我们喜欢去的中餐馆继续着。我们一起吃北京烤鸭、饺子和别的可口的菜肴。吃甜食的时候，李尧和我的父母都想起他们喜欢的中国革命歌曲，不由得轻声哼唱起来。谈起著名的歌剧《白毛女》，他们都情不自禁放开喉咙唱了起来。接下去，我们还合唱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流行的苏联歌曲，包括《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尧用中文，我和我的父母用俄文。
在李尧离开澳大利亚之前，我有幸又见到他几次。一次是他在西悉尼大学做题为《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学术报告，另一次是在墨尔本。那天晚上，我和安德鲁在中国城一家不错的中餐馆为他送行。我们频频举杯，为友谊和理想干杯。
读完这本书的后记，你将看到，自从《哈尔滨档案》出版后，我的书和曾经生活在中国哈尔滨的俄罗斯人鲜为人知的故事把我和跨越几大洲、几代人的杰出人士联系到一起。李尧就是他们中的一个。